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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視墨湖”:共振——當代水墨人物創作的闡述邏輯與探討空間

第五屆“視墨湖”:共振——當代水墨人物創作的闡述邏輯與探討空間

時間:   2019-11-21 08:38:34    |   來源:    藝術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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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海報

出品人:鮑炳新

策展人:葛玉君 鮑穎

主辦單位:上海八號橋文化產業投資有限公司

承辦單位:八號橋藝術空間1908糧倉

藝術家:劉慶和 馮斌 蔡廣斌 章燕紫  白瓔 彭薇 潘汶汛 朱小坤

開幕式:2019年11月30日 15:30

展覽時間:2019年11月23日—12月07日

展覽地點:八號橋藝術空間1908糧倉

共振——當代水墨人物創作的闡述邏輯與探討空間

文/葛玉君 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在全球化語境下,對于藝術的研判,毋庸置疑的一點是與時代“同頻共振”的關系,或者也可以說,“同頻共振”是探討藝術當代性的重要指標之一。在當下,我們不可能無視時代的變遷,進而要求簡單復古式的回歸。那樣,顯然更容易脫離現實的可能性。今日,對于水墨議題的把握,無論從理論維度還是從現象層面,無疑需要更進一步的梳理與建構。這種重構的過程包括揭示各種不同命題,不同現象、不同價值指向之間的邏輯關聯,更為重要的是分析各種現象展開過程中的內在理路與縱橫脈絡。并將各種風格樣式置于“共時性”視角中加以考察,或許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才有可能探討是否存在未來“再水墨”的可能性,以及這種可能性是在何種層面上得以展開的。

在進一步展開之前,需要界定的是,本文所探討的“當代水墨人物創作”,主要指的是一種更為“直觀”、更為“近距離”的與社會現實發生“同頻共振”關系,在某種意義上以批評性視角表現當代消費文化、都市文化語境下的生存體驗與生命狀態的“當代水墨人物創作”,以及與此相關的或“在場”或“不在場”的文化景觀。

劉慶和 限行 300×150cm 紙本水墨 2015

“意義的疊加”與“主體的抽離”

在本文看來,當代水墨有其特定歷史語境下的時代特征。首先,當代水墨無疑承載著中國文化的當代性轉換的歷史訊息,而這種轉換至少又包含兩個層面。其一,筆墨形式語言層面的當代性轉換問題;其二,水墨的精神性、文化屬性的當代性轉換。而關于水墨的精神性問題(即中國古代精英文化的傳承與轉化),同時也是當代藝術的重要思想資源之一。也就是說,在當代水墨乃至當代藝術創作中,如何重新激活傳統進而生發出其“當代性”意義仍是一項重要的文化指標。但是,在生存狀況、藝術語境等與古代大相徑庭的時間意義上的“當代”,水墨則更為迫切地面臨著一個橫向維度上的如何反映、反觀、反思當代人生活的現實問題。因而,與曾經的“水墨”(中國畫)創作思維進行切割,貼近社會、貼近生活、貼近對周邊生存世界的生命體驗,則成為當代水墨畫家難以回避的一個“群體性”的抉擇。這種“切割”的結果之一便是進入“當代”,成為一名“當代藝術家”。如果我們進行一個小小的調研,就不難發現,大多當代水墨畫家,他們實質上并不認同自己僅僅是位“水墨”畫家,而更愿意以“當代藝術家”的稱謂來自我表述。言語的模糊,從實質上,則反應了當代水墨所面臨的“雙重困境”,即在當下“水墨”自我身份認定中,所呈現出來的“意義的重疊”,一方面要擔負起傳承文化的歷史責任,另一方面則不能脫離其生存的現實土壤,呈現出與當下藝術、文化、生活及個人價值的緊密關聯性。而如何厘清并處理好這兩方面的關系,如何把握創作思維與語言形式之間的張力,簡言之,如何緊扣時代命題,同時仍在所謂的文化意義上的“水墨”維度上進行綿延與發展,則是我們探討當代水墨無法規避的議題。

朱小坤 《距離》之七 70×70cm 紙本水墨 2019

其次,我們必須面對另外一個現狀,即當下有一種流行的觀點抑或立場——“水墨媒介論”,將水墨等同于油畫、版畫、水彩等……以其材質屬性命名,一種對所謂的水墨文化屬性的“主體的抽離”,去“水墨”固有“文化性”,強調其“材質性”“媒介性”!這種觀點的出現,我們不能回避一個關鍵元素,就是近代以來“大眾文化”的出現,新中國成立后的“識字運動”,上個世紀80年代之后“消費文化”的興起,即一種所謂的“去精英化”思潮的彌漫。這種思潮在全球化的語境下使情況變得更為復雜。當大眾文化,消費文化興起,當社會各個階層均有其文化訴求的通道時,各個階層的“差異化”文化訴求即被顯現,對藝術的理解也出現了多維度化、多元化,往昔對“精英”藝術的“凝神專注式”解讀亦逐步向著“消遣娛樂式”的欣賞角度彌散,影響藝術史書寫進程的主要群體已遠非曾經相對單一的“貴族”“文人”階層,平民、大眾、市場、資本的話語張力日益顯見,而作為“媒介性”的水墨,在吸收其他思想資源方面亦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寫實的、寫意的、裝飾的,表現的、觀念的、超現實的……可以自由借鑒現代藝術以來的種種經驗創造出具有當下意義的“圖像”景觀。在這種語境下,藝術家對“水墨”的創作訴求亦跳出所謂的“文化水墨”的維度,呈現為多層級化。而這種“媒介說”的出現,無疑,在某種意義上開放出了更多使“水墨”進入“當代藝術”語境的敘述空間,展現出更多的可能性與豐富性,更具“開放性”,這是顯而易見的。然而,令人吊詭的是,當水墨畫家們努力進入所謂的“當代”時,卻發現在“當代藝術”語境中(因表現力等原因)卻似乎難以找到一種完全可以進行“自證”的話語體系與身份歸宿。因此,借助“傳統”、依托“中國畫”來重新佐證自己的“當代”身份,便成為水墨鏈上重要的一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代水墨畫的創作,恰恰可以說是一種“悖論”中的前行,呈現為“意義的疊加”與對所謂的文化性的“主體的抽離”。

當然,這既是一個悖論,但同時也是當代水墨語境的“獨特性”所在,更意味著一個不同于其他藝術的新的“生長點”。

馮斌 2018-24 136×100cm 丙烯,亞麻布 2018

視角·語境·方法論

歷史學界經常引用一個很有意思的“案例”,就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生在南非的布爾戰爭。始料不及的是,這場發生在遙遠地區的局部戰爭,卻對英國的黃金產業甚至整個歐洲的經濟體系都產生了巨大的震動。換言之,這個“事件”背后所隱含的是一個新的歷史敘述,一種來自“橫向的”、“非歷時性的”、“空間意義上”的敘述,這與我們慣常思維中從古到今的時間意義上的“線性歷史”發展闡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即由一種所謂的“共時性”語境的闡釋視角,慢慢展開一個新的歷史觀察的切入點。著名學者汪暉在其《世紀的誕生》一文中強調,在某種意義上,20世紀并不是18、19世紀的產物,反過來18、19世紀恰恰是20世紀的產物。換言之,20世紀帶給我們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境遇,20世紀將一種“多重的時間性”并行的發展路徑(而每一路徑又都有著不同的縱向的價值訴求與“自證”系統,及其語言體系),置于“共時性”的語境之中。因而,歷史發展不僅呈現出從古至今的縱向線索,同時還呈現為從“這兒”到“那兒”的橫向軌跡。這種相互之間“遭遇”、影響、融合的過程,無疑也是一種新的傳統、新的事物、新的語境相互生成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我們展開討論的前提。

基于此,在我個人看來,對于一個展覽、一幅作品、一個流派乃至一個現象的評價與判斷。首先要將其置于一種“歷時性”的維度之中,對其各自板塊的源流、發展,從文化內涵到形式語言上進行梳理,強調其“獨特性”的生長脈絡;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將其置于“共時性”的維度之中,作為一個整體進行關照。其重要的啟發意義在于,它往往并不是以一種所謂的“獨特性”來對抗“普遍性”的過程,而是在歷史的變遷和差異之中,重新界定“普遍性”的分析框架。在這一“共時性”的關系中,“比較”、“差異”成為新的參照系,“二元對立”轉化歸結為“內部”而非“外部”的“不均衡”。正是在這種重新界定的“普遍性”的框架下,新的元素被不斷重組,新的詞匯被不斷發明,新的標準也在不斷地被創造與生成。而我們也正是在此語境中,重構自我與當下、與傳統之間新的關系與視角……尤其要指出的是,這樣一種視角及其背后的動力,恰恰來自20世紀自身內部的動力,而非更為久遠的歷史。

蔡廣斌 中國山-窟山系列 (源于敦煌428窟.窟頂北坡東壁)06禪修 180×98cm 水墨宣紙 礦物質顏色 2019

關于水墨(中國畫)問題的探討,在某種意義上,已然不僅僅是“水墨”自身的問題。在全球化時代,或許我們只有將其置于一種更為寬廣的視野中,才能窺探出其各種爭論與各種不同探索之間所存在的潛在的關聯。我們也得以窺見,比如語言層面,在同時包含“水墨基因”的前提下,所呈現的關于與傳統的承繼關系之間所出現的“文章”、“段落”與“詞匯”等各個層級屬性的關聯。互相滲透、互相遭遇、互相發酵乃至互相排斥,在一種主體間性的關系張力中展開。有各自不同的價值訴求,但同時亦有相互關聯的水墨維度……

這樣的觀察視野同樣適用于當代藝術界,當我們對當代藝術中出現的諸多藝術流派、風格樣式,以及在判斷“一幅”作品乃至一個“展覽”時所呈現出來的歧義性、“混雜性”,及其背后所呈現的不同價值觀、不同語言系統的沖突,進而所引申出來的問題,用這種所謂的共時性的視角來考察時,在某種意義上可能使得我們或許短暫的抽離現實所見的困境。進而窺探出,這樣的現象的出現,恰恰是以一種歷時性的邏輯話語,進行的一場所謂的以“獨特性”對抗“普遍性”的過程,在這樣一種緊張的、沖突的甚至仍保有線性發展觀的張力關系中去探討,自然“剪不斷,理還亂”。

章燕紫 十億分之一克 178×49cm 紙本水墨設色 2019

同頻·共振與再水墨

回顧20世紀80年代以來直至當下的水墨發展,不難發現大致有以下幾種形態。其一為徐蔣體系的延伸,強調以寫實造型加筆墨語言為主的創作,以少數民族、邊疆等題材為主;其二則是以山水、花鳥為主要創作對象的新文人畫群體,更加強調對新潮美術的反撥與校正,新世紀以來表現為對水墨傳統精神、筆墨語言的把握與反思;其三則是先鋒水墨、實驗水墨,從材質、語言到理念的探索更新,八十年代表現為對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的一種應對,逐步發展為對傳統文化中神秘主義哲學觀的注入與轉化;其四則是觀念水墨,拓展、轉譯水墨的文化屬性,以裝置藝術、參與藝術為特征,作為一種“當代藝術”形態的呈現;其五則是近些年出現的以工筆為主、輔以個體性感受,強調精致意味的繪畫群體,可以說是當下青年藝術家個人體驗、審美情趣、技術至上與市場追逐合力所推出的結果。

以上諸種,或是傳統延伸、或是技法重塑,或是文化關照、或是觀念介入、或是市場推動……而在我個人看來,更為“直觀”、更為“近距離”的與社會現實發生“同頻共振”關系的,在某種意義上則是以批評性視角表現當代消費文化、都市景觀語境下的生存體驗與生命狀態的“當代水墨人物創作”,以及與此有關的或“在場”或“不在場”的文化景觀(第六種)。這也是本文“當代水墨人物創作”探討的一個界定。

所謂“同頻共振”是一個物理學上的概念,但近些年也被廣泛用于人文社科領域,往往指思想、意識、言論、精神狀態以及創作方式、表達主題等方面的共鳴或協同。直白的說,就是與當下生存語境,社會現實發生更為緊密、更為直接的關聯,針對更為迫切的社會、學術問題。當然,在20世紀“人物”似乎具有某種天然的“時代性”,如果往前回溯的話,不難發現新中國初期,在水墨領域就堅持以人物為主、寫生為主、工筆為主的方針路線,正因為人物畫的本身的特性、直接表現性成為那個時代的主力軍(在五十年代中后期紅色山水才逐步作為興起)。再往前追溯,上個世紀伊始,康陳的美術革命,其所“革”的雖然是以山水為主要創作形態的“四王”的“命”,但起而代之的卻是以寫實人物為主體的水墨人物創作……

白瓔 喜樂融舞 193×175cm 紙本設色 2019

社會的轉型要求藝術家重新審視藝術作品從何種的歷史維度與視角切入社會,也需要研究者更新以往的方法體系。新的視角、體系無疑必然帶動藝術本體問題包括水墨問題的一些列的重組與重構。“當代水墨人物”的創作在我個人看來,它雖然不能完全代表當下的水墨形態,但在某種意義上則是當代水墨的一個“發生器”,一個內在的“引擎”與推動力,恰恰處于一個軸心的位置,其環顧四周會引發不同價值指向上的思考,同時構成當下水墨發展脈絡上的鏈接點,也成為不同探索無法回避的出發點。置于新世紀的歷史語境中,“當代水墨人物”似乎具備以下特征:

1、貼近時代變化,或直觀式的、或隱喻式、或批判性的反映當下社會景觀的生命體驗;

2、在語言層面強調“水墨基因”(包括作為“詞匯”的基因,“段落”的基因以及“文章”的基因)的注入,強調關于水墨對當下生命體驗感受的通道與語言整合渠道,進而重組、反思與生成新的可能性;

3、水墨觀念在教學系統層面的更新,或許并非是視覺文化先鋒的、前沿的抑或當代藝術命題。但卻是不斷完善化的、反思式的、包容性的,同時則又帶有強烈的傳承意味(同時,這也是我們至今一談水墨人物必提“徐蔣體系”的一種反撥);

4、對話(開放式的,非閉合式的)層面的展開。不僅意味著跨畫種、或跨學科領域、跨文化的對話的可能性。也意味著在這樣的過程中,一個新的主體、一種新的普遍性的分析框架建立的可能性,亦可能是一種重要的過渡的思索……

彭薇 彩墨錦繡-10 85×155cm 紙本水墨 2003

最后,我想引用曾經兩位批評家對水墨做出的不同判斷。其一:“現在水墨的問題就不是在當代藝術中重新確立自身的地位,而是以消亡的為代價融入當代藝術的轉變和發展中。”其二:“水墨畫作為民族身份的符號和文化禮儀,其媒介本身構成了水墨畫的本質特征,是不可互換和替代的,它是中國‘文化生物鏈’中的一環,是具有象征性的,一旦水墨媒材的失落,也就意味著中國‘文化生態災難’的降臨。”這或許引發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一方面,它代表了我們曾經所經歷的一個“去水墨(文化)化”的過程(如20世紀初,因其“落后性”而被“美術革命”;新中國成立后,在西方文化被看做資本主義產物被封閉的同時,中國畫則因其“封建性”被擱置;’85美術思潮之際,在批判文革強化主體性的氛圍中,在謀求國際化身份認同的焦慮中,一時間面臨“窮途末路”的詰難……)。但在另外一層意義上,如果換一種角度來思考的話,盡管藝術家的出發點或許并非如此,但放在一個全球化、國際化的宏觀背景中考察。“水墨”在“現階段”其媒介性本身就是水墨文化身份的一種物質呈現,而“當代水墨創作”所具有“同頻·共振”的特征使其在特定的歷史時段尤其在與當代藝術、國際藝術構筑共通的理解、對話平臺層面無疑起到重要的作用,亦與我們所謂的傳統發生著必然的關聯,成為“大水墨”概念的重要支撐(這在2013年底大都會博物館策劃的水墨展上便顯露無疑)。這是否也預示了一個我們將要興起的一個“再水墨化”的過程?!如果有的話,在新的歷史語境下的“再水墨化”過程也必將是一個全新的、重組的,將不同水墨命題置于“共時性”空間場域中所展開的一個過程。換言之,如果命題成立的話,在我個人看來,“當代水墨人物創作”或許正是這一系列的重組過程中所提供給我們的一個新的“契機”。

潘汶汛 初心 180×97cm 紙本水墨設色 2019

展覽海報關于策展人

葛玉君

葛玉君,中央美術學院博士、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央美術學院研究生院書記兼教學部主任。

碩、博士先后攻讀于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2011年獲博士學位并留校任教,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美術研究”。

主持中央美術學院實踐類博士的教學培養工作。講授“中國近現代美術研究(1840—2000年)”、“新中國美術研究(1949—1976年)”專題課程,主要研究領域集中于中國近現代美術史論與思潮研究,當代美術批評與展覽策劃。

近些年來,在各類學術核心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五十余篇,負責、參與多個國家課題,并策劃多次重要學術展覽活動。

鮑穎

鮑穎,1986年生于上海,先后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倫敦藝術大學,現為上海八號橋文化產業投資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策展人。集社會、人脈、品牌等資源優勢,運作八號橋藝術空間,先后主辦、策劃了百余場藝術展覽、講座、采風等活動。

展覽策劃:參與策劃視墨湖、對岸中青年工筆畫展、共鳴?當代工筆畫聯展、朱新昌山海經圖繪藝術大展、丁小方世說新語藝術特展、何曦攝影作品展、曹吉岡作品展、方寸之間——樂震文小品展、散聚——朱新龍、朱新昌中國畫作品展、鳶緣——法蘭西藝術之旅特展、尋跡唐風——關西藝術之旅視覺展、追尋鄔達克——中歐藝術之旅視覺展、春澤鹿鳴——海上名家迎春展、靜夜思——畫說唐宋詩詞展等。

主題創作:策劃洪健繪鄔達克建筑、畫說宋詞、畫說詩經、朱新昌畫山海經、丁小方畫世說新語、畫說徐霞客游記等多項主題創作,其中鄔達克建筑、山海經、世說新語、畫說詩經、畫說徐霞客游記均獲得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資助,山海經、世說新語榮獲第十四屆“銀鴿獎”三等獎。

第五屆“視墨湖”:共振——當代水墨人物創作的闡述邏輯與探討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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